宋徽宗年谱：1082—1135，皇权、艺术与北宋的覆亡

宋徽宗赵佶生于1082年，1100年即位，宣和七年末传位于赵桓，1127年被金人俘走，1135年死于五国城。他的统治留下两组同样重要的史实：书画、礼乐、医学与宫廷收藏的扩张；党禁、额外征敛、对辽战争及首都防御的失败。解释他的一生，需要考察这两组事实如何在同一套皇权运作中相互联系。

纪年与史料。下文连续列出1082—1135年。年标题以传统年号所对应的西历年份标识，月日沿用宋、金历法；岁末与西历跨年之处另注。因此，宣和七年十二月的传位写在1125年条，实际已进入西历1126年；靖康元年闰十一月的开封陷落写在1126年条，实际已进入西历1127年。卒年“五十四”是虚岁，实足年龄为五十二岁。

年谱骨架取自《宋史》卷十九至二十三，后妃与大臣经历参校有关列传，北迁后参校《金史》卷三。《宋史》《金史》均为元代编纂；其诏令、官职、日期等记载与其褒贬判断分别使用。当时文字另用传世书画题记、《艮岳记》及南宋文献保存的诏书。引文依所列电子本核对，标点酌加；传抄文字与存世墨迹分别注明。¹²³⁴⁵⁶

1082—1099：皇子与端王

赵佶是神宗第十一子，生母陈氏。少年时期的连续记录远少于即位以后。下表中的“未见专条”，指本次核对的本纪、后妃传及相关编年材料未提供可确切系于该年的个人大事；不以全朝政事填补他的个人经历。¹⁷

赵佶即位前已经形成书画兴趣。有关他与王诜、高俅等人的交游，主要见于后来追述，具体年份多难确定。

1100—1106：继位、绍述与党禁

1100｜元符三年：出乎既定次序的继位

正月，哲宗去世，没有在世的儿子。神宗向皇后与宰执讨论继承人。章惇主张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；向后支持端王，曾布、许将等赞同，赵佶由此即位。他当时十七周岁，既非嫡长子，也未经过皇太子阶段。¹

继位后，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，七月还政。赵佶立王氏为后，四月得长子赵亶，后来改名赵桓。政治上，韩忠彦进入宰相位置，章惇于九月罢相；一批元祐旧臣获追复或迁徙宽免，司马光、吕公著等恢复官爵，苏轼等获准内迁。十月韩忠彦、曾布分居左右相，朝廷尝试缓和前朝的政治排斥。

这套安排包含两种要求：向后及部分大臣要求纠正绍圣贬逐，皇帝又须维护神宗、哲宗的政治正当性。后来“建中靖国”的困难，即来自这两种要求之间的紧张。即位初的宽政有实据，其延续却没有制度保证。

1101｜建中靖国元年：调和路线失去支点

正月，向太后去世。她既促成赵佶即位，也为前一年的政治宽免提供了权威支持。赵佶追尊生母陈氏为皇太后，五月将向后与陈氏陪葬于神宗永裕陵。¹

“建中靖国”表达以中道安定政局的意向，实际朝政仍受韩忠彦、曾布及各自支持者的竞争牵动。朝廷一面裁减冗费、处理灾荒，一面逐步调整执政人事。十一月赵佶亲祀天地，并决定次年改元崇宁。

辽道宗在这一年去世，天祚帝即位，宋遣使吊祭、祝贺。两国继续履行既有外交礼制。对赵佶而言，与辽维持和平尚是常态；后来联金攻辽，是在此基础上发生的主动政策转变。

1102｜崇宁元年：蔡京入相，政治分类成为官员处分依据

韩忠彦五月罢相，曾布闰六月罢相，蔡京七月拜相。朝廷焚毁元祐法，以“绍述”神宗、哲宗确立新的执政路线。“崇宁”本身即有尊崇熙宁政治的含义。¹⁹

九月，朝廷将元符末年上书者按“正”“邪”分等；又把文彦博、司马光、苏轼、秦观等一百二十人列入名单，由徽宗书写，刻石端礼门。被列名者包括已故大臣，在世者及其子弟的仕途也受牵连。皇帝亲书使这套分类获得了直接的君主权威。

同年，朝廷诏兴学校，设安济坊救济贫病，又在京师设居养院收养鳏寡孤独者，十二月铸当五钱。教育、社会救济、财政筹措与党禁在同一轮政务扩张中推进。各项制度的效果需要分别考察，不能仅凭蔡京的政治归类一并褒贬。

“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、侍从苏轼等、余官秦观等……凡百有二十人，御书刻石端礼门。”

——《宋史》卷十九，崇宁元年九月。元代史书对当年事件的追记。¹

1103｜崇宁二年：党禁进入教育、出版与婚姻

三月，朝廷限制党人子弟进入京城；进士考试中，曾上书列为“正等”者升等，“邪等”者黜落。四月，下令毁禁《唐鉴》及三苏、秦观、黄庭坚等人的文集。九月，禁止宗室与元祐党人子孙通婚，要求各地监司、长吏厅立党碑。¹

政治惩罚由现任官员扩展至读物、学术传授、入仕资格和家庭关系。其长期后果，在于把意见分歧变成可继承的身份障碍，增加了官员如实报告不同意见的代价。

西北方面，宋军恢复湟州，蔡京及执政因边功晋秩。朝廷同时设置医学，推动国家主持的医药教育。军事拓展与文化制度建设共同为“绍述”提供政绩，但军队占领一地后的守备、运输、地方关系，并不能随庆功诏令一起完成。

1104｜崇宁三年：学校取士、当十钱与童贯受赐

正月铸当十大钱；二月设漏泽园，承担贫民与无主死者的收葬。六月设书、画、算学，将这些专门知识纳入官学制度；十一月诏令取士经由学校，罢发解及省试法，推进以学校考选连接入仕的安排。¹

这里须区别画学与早已存在的宫廷画院。徽宗强化艺术教育与宫廷创作组织，不能据此把画院的全部历史起点归于他。学校取士也没有使传统考试在实践中立即消失，次后本纪仍记策进士、赐出身。

党籍在六月重定为三百零九人。西北恢复鄯州、廓州，鄯州改称西宁州；蔡京受封嘉国公。皇帝将边地进展转化为执政集团的政治声望。

上海博物馆藏《楷书千字文》作于这一年，卷末明书受赐者童贯。它把徽宗书法与近臣关系留在同一件原物上：童贯既参与宫廷文化物品的搜访，又日益获得军事职权。¹⁰

“崇寧甲申歲，宣和殿書賜童貫。”

——《楷书千字文》卷末款，存世墨迹。这里的“宣和殿”是殿名，不能据此将作品误定到宣和年间。¹⁰

1105｜崇宁四年：边地扩张与制礼作乐

正月，童贯任熙河兰湟、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。其军事权力获得制度性职位支持。秦凤地方势力献邦、潘、叠三州，宋又恢复银州，辽为西夏出面要求宋退兵、还地。宋、辽、夏三方关系仍有交涉与制衡的空间。²

八月，九鼎安置于九成宫，徽宗亲往酌献；新乐定名“大晟”，设府置官。九鼎、大晟乐都服务于帝王受命、天下秩序与礼乐重建。它们需要组织制器、调律、演奏与祭祀，具有真实的知识生产和行政内容，也耗用财政与人力。

本年党禁局部放宽，五月除党人父兄子弟之禁，九月准贬谪者逐次内迁；但仍限制进入京畿。赵挺之短暂入相又罢，蔡京继续占据中枢。宽免与排斥交替，官员身份的安全取决于皇帝随时调整的政策。

1106｜崇宁五年：星变引发退让，御笔却被进一步推广

正月彗星出现，徽宗避殿、减膳、求直言，命毁元祐党人碑，解除党人禁令；方田暂罢，岁贡供奉物停止。二月蔡京罢相，赵挺之任相。²

同月，朝廷将此前御笔手诏摹印成册，颁行中外，要求监司纠察不遵奉的州县。书法在这里具有行政用途：皇帝的字迹能够复制、传布，成为官僚接受命令时可识别的权威标记。

关于御笔的制度性质，不能把每一份都认作绕过三省的秘密指令。方诚峰对文书形制及石刻的研究指出，御笔、御笔手诏与既有内批、手诏存在连续性；其显著变化之一，是突出皇帝亲自临御的姿态。具体是否排除审议，仍须看每份命令的运行程序。¹¹

三月，朝廷以星变已消为由停止求直言。政治开放与灾异相联系，缺乏持续保证。次年蔡京重新入相，也说明此次退让没有改变徽宗用人的基本取向。

1107—1116：大观、政和与文化皇权

1107｜大观元年：蔡京复相，德行评价进入取士

正月蔡京复相，二月恢复方田，三月设八行取士科。八行通常列为孝、悌、睦、姻、任、恤、忠、和，把家庭与乡里德行纳入人才评价。五月诏令，一路及监司的重要职位不得选用持元祐学术或“异意”者。²¹¹

八行取士扩大了官学对道德行为的评定范围，也使推荐、公论与私人关系更容易进入考选。它的名义目标是改善士风；实际效果须与学校员额、考核程序和政治排除一起判断。

五月赵构出生，母韦氏。此时他只是诸皇子之一，后来的高宗地位不能倒推为他出生时已有继统优势。

传为徽宗所作的《大观茶论》一般系于大观年间，其准确成书年及文本传承另有讨论，故放在本期讨论。序文把茗饮的精致化解释为盛世秩序的表现，显露了徽宗文化政治的一个前提：物质与艺术的精进，可以证明皇帝治理的成就。¹²

“世既累洽，人恬物熙……可謂盛世之清尚也。”

——《大观茶论序》，传本文字，非现存御笔原件。¹²

1108｜大观二年：西北进展，皇后去世

正月，徽宗在大庆殿受八宝，蔡京进太师。四月恢复洮州，五月恢复积石军，童贯及执政获得褒奖。九月王皇后去世，十二月陪葬永裕陵。她是赵佶的结发妻子，也是皇长子赵桓的母亲。²⁷

此前王后曾遭宫中诬告，徽宗命官审验，未发现证据，案件停止。后妃传以“恭俭”概括她的行为，同时记录郑氏、王氏二妃受宠。宫廷既是家庭空间，也是爵位、财富与接近君主的机会集中分配之处。

本年与八行诏令有关的摹刻活动尤其值得注意。地方留存的“大观圣作之碑”，包含皇帝诏文、摹写、题额与地方奉行等环节。所谓“御书碑”未必由皇帝亲手逐字书写每一块；以同一书体复制帝王文字，本身就是传播皇权的方式。¹¹

1109｜大观三年：蔡京再罢相

六月蔡京罢相，何执中任左仆射；十一月蔡京以太师身份致仕，仍负责《哲宗实录》的编修并参加朔望朝会。罢相使他退出部分日常政务，却保留了礼遇与影响。²

这一年朝廷削减六尚局供奉，调整茶事机构，停止东南铸夹锡钱。江、淮、荆、浙、福建等地旱，西北部分地区饥，朝廷发粟、蠲赋。经济压力及灾情处理已经进入政策修正的议程。

徽宗能够撤换蔡京，也选择保留蔡京。此后的复出因此需要解释为皇帝的人事决定。以“奸相蒙蔽”概括全部过程，会遗漏最高任免权持续存在这一事实。

1110｜大观四年：张商英入相，郑氏立后

朝廷停止部分大钱、夹锡铁钱政策；书、画、算、医诸学分别归并相关机构，学校组织发生调整。五月彗星出现，徽宗再次求言，蔡京被贬；六月张商英拜相，七月罢方田，八月省冗官。²

张商英曾被列入党籍，现获任用，表明徽宗并非只能依赖一个固定派系。他试图以另一位熟悉新法传统的大臣纠正蔡京执政中的问题，同时保持父兄政治路线的名义。

十月郑贵妃立为皇后，次年举行册礼。《后妃传》将立后概括在政和元年，编年时应把立后与册后分开。郑氏原为向太后宫中女官，能读书、作文，长期受宠；她的上升，也反映出宫廷服务关系对皇帝私人信任的影响。⁷

花石运输在本年已有明确记录：知杭州张阁兼领花石纲。宫廷营造所需的采购与征取，已进入地方官员职责。后来艮岳工程扩大时，可以调用的组织基础早已存在。

1111｜政和元年：财政修正中断，取燕建议进入宫廷

五月，当十钱改当三；同年有关铸造夹锡钱的命令数度变动。货币政策频繁调整，说明朝廷在铸币收益、流通接受度与地方执行之间缺少稳定安排。六月、八月蔡京渐复荣衔，八月张商英罢相。²

九月，郑允中、童贯出使辽，带回辽人马植，初改名李良嗣，后获赐姓赵。赵良嗣提出利用女真与辽的冲突，谋取燕地。这是徽宗外交政策的一项关键前史：朝廷在正式与金结盟以前，已有主动改变北方秩序的倡议。⁹

燕云地区具有军事通道、人口与政治声望上的价值。赵良嗣以恢复旧疆、争取先机劝说皇帝，诉诸的是宋廷已有的领土诉求。建议的吸引力可以理解；其可行性需要可靠的军事与外交判断，而这恰是后来失误集中的部分。

1112｜政和二年：瑞鹤、礼制局与蔡京第三次主政

《瑞鹤图》题记将群鹤出现系于“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”，即本年正月十六日。画中宫门、群鹤与御题组成一套祥瑞叙述：帝王治下的空间被表现为上天认可的中心。它首先证明宫廷如何表达和解释这件事，图中景象与题记叙事仍需分别考察。¹³

二月蔡京恢复太师致仕待遇，五月解除致仕，三日一至都堂议事。四月恢复方田，七月设礼制局，九月改左右仆射为太宰、少宰，重新安排三公、三孤等名号。十一月举行受元圭典礼，十二月宴辅臣于延福宫。³

这些活动把官制、礼制、宫殿、祥瑞联系起来。徽宗期望通过可见的仪物、可听的音乐、可读的御文，建立一套以自身为中心的秩序。它既推动艺术生产，也使对政治现实的认识容易受庆瑞叙述支配。

“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，忽有祥雲拂鬱，低映端門，眾皆仰而視之。倏有群鶴飛鳴於空中……”

“故使憧憧庶俗知。”

——《瑞鹤图》御题，分别节录题记开头与题诗末句，存世墨迹。¹³

题诗以百姓知悉祥瑞作结，明确指出了这幅画的传播对象。宫廷绘画在这里承担着公开宣示君主得天认可的功能。

1113｜政和三年：礼制颁行与《千里江山图》赏赐

正月追封王安石为舒王；四月颁《五礼新仪》，闰四月改公主称帝姬。礼制改革涵盖朝廷仪式与身份称谓，试图以古典制度重新组织当代政治生活。³

《千里江山图》后蔡京跋记，徽宗将作品赐予自己的日期为政和三年闰四月一日。跋称希孟曾为画学生徒，徽宗认为可教并加以指授。至少在作品的宫廷解释中，皇帝被塑造成发现、培养人才并鉴定其成果的人。以此可以讨论赞助与教育，王希孟的具体成长经历则不能超出题跋所能证明的范围。¹⁴

“上知其性可教，遂誨諭之，親授其法。不踰半歲，乃以此圖進。”

——蔡京题《千里江山图》跋。奉赐大臣对创作过程的同期叙述，含有颂扬君主的明确目的。¹⁴

二月，朝廷因辽与女真相持，下令河北整治边防，说明对于北方形势已有警觉。十一月却又以“天神降临”制作记文，十二月访求道教经典。军事情报与神圣化叙述同时到达皇帝身边；问题在于何者足以改变决策。

1114｜政和四年：礼仪国家继续扩展

正月设二十六等道阶，二月皇长子赵桓行冠礼。四月徽宗到尚书省，以手诏训诫蔡京、何执中，又阅太学、辟雍诸生雅乐；五月首次依这一时期的礼制安排祭地于方泽。³

本年设保寿粹和馆，收养患病宫人；九月命赴京服役的诸路兵在十月遣归；十二月又令广南市舶司岁贡珍珠、犀角、象齿。减役、医养与珍异进贡并存，显示宫廷需求既能受到局部约束，也持续占用地方资源。

同年女真对辽的战争进入新的阶段。对赵佶而言，北方局势的变化逐渐使收复燕地显得可望；但宋廷对新兴势力的了解，远不及与辽长期交涉所积累的经验。¹⁵

1115｜政和五年：确立储君，女真建国

二月，赵桓正式立为皇太子，童贯领六路边事。三月，因立储而得到牵复、甄叙的被贬文武官达一千五百人，皇室典礼成为重新分配政治宽免的契机。³

四月设宣和殿学士；七、八月推进明堂建设，将秘书省地用于明堂。原有知识机构的空间服从于新的礼仪建筑，体现出皇帝对文化资源的统一支配。十月赐嵩山道士王仔昔“冲隐处士”号，道士与宫廷的联系继续加强。

阿骨打在本年建立金国。此后宋廷面对的是一个逐步形成统治组织、具有自身领土与人口需求的新政权。与金联合进攻辽，不会自动形成宋方可以单独支配的战后秩序。¹⁵

1116｜政和六年：公相、道学与更直接的君主统摄

四月，蔡京“正公相位，总治三省事”；五月郑居中、刘正夫分任太宰、少宰。名义宰相之上另有受皇帝特别委任的公相，权力分配更加依赖君主授意与个人资望。³

闰正月设道学，二月增广学舍、扩建京城；九月上玉皇徽号，令洞天福地修宫观、造圣像。道教教育、地方宫观与中央礼仪获得持续的国家支持。童贯宣抚陕西、河北，后进开府仪同三司，军政地位进一步上升。

八月，徽宗明确告诫北边帅臣不得生事。此时朝廷仍试图控制边境摩擦。两年后的海道联络表明，这一克制并未排除皇帝在有利机会出现时改变战略。

1117—1121：神霄政治、海上结盟与东南战争

1117｜政和七年：道君皇帝与万岁山

二月，林灵素向大规模道士集会宣说帝君降临之事。四月，朝廷通过道箓院章表，册徽宗为“教主道君皇帝”，限定在道教章疏中使用。这一称号专用于教门文书。³

六月明堂成，十月初御明堂班朔布政。十二月记“天神降于坤宁殿”，刻石纪事；同月命孟揆营建万岁山，即后来称艮岳的核心工程。礼仪建筑、帝王神格与园林营造在本年汇合。

高俅正月任太尉；童贯三月权领、十二月领枢密院。后世常把这两个人仅仅写成皇帝玩伴，实际他们已占据军事中枢职位，应据其职权与决策后果评价。

“帝讽道箓院上章，册己为教主道君皇帝，止于教门章疏内用。”

——《宋史》卷二十一，政和七年四月。³

1118｜政和八年／重和元年：海道使金，文化工程与征敛相连

二月，马政经海道出使女真，商议夹攻辽。此时仍用政和年号，十一月方改重和；《宋史》以重和元年统摄本年记录。联系由设想进入国家使节的实际行动。³

三月，嘉王赵楷参加廷试，有司评为第一，徽宗将王昂列为榜首。赵楷的文才与受宠确有政治意义，但这一事件本身不足以证明皇帝已经作出废立太子的决定。

五月颁《圣济经》，八月颁御注《道德经》，九月在太学、辟雍设置《内经》《道德经》《庄子》《列子》博士。帝王主持的知识秩序已横跨医药、儒学与道教。与此同时，两浙新增酒钱奉手敕用于御前工程，财政收入与宫廷营造形成直接联系。

政和时期还奉敕编纂《圣济总录》二百卷，征集民间和医家献方，汇合内府旧藏，按病证分类编排。这项跨年工程与《圣济经》相互配合：前者积累治疗知识，后者阐述医理及君主救民的政治主张。它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宋代医药资料。¹⁶

九月朝廷又宣布停止若干加税、榷利和水灾地区强籴措施。免除扰民事项表明皇帝知悉问题；能否阻止其重开，要看后续执行与支出需求。

1119｜宣和元年：佛教改制，西北战败与花石进谏

正月，徽宗命佛改称“大觉金仙”，僧改称“德士”，寺院名称相应变更。以皇帝支持的宗教分类重组佛教，是本朝宗教干预最激烈的阶段之一。王黼同月入相，蔡京以外的权力中心开始强化。⁴

三月，童贯遣刘法进攻西夏统安城，刘法兵败身亡；宋军其后又取得部分战果，六月夏使议和，诏六路罢兵。西北军事能力有成有败，既不能据单次胜利推定可顺利攻燕，也不能从靖康结局倒推出所有宋军早已失去战力。

花石纲使东南受到严重扰动。太学生邓肃进诗讽谏，被放归；曹辅上书批评皇帝频繁微行，被编管郴州。前者反映资源征取，后者反映君主行为及进谏空间。史籍确实记载微行，具体会见何人、发生何种艳情故事，则须另具证据。

1120｜宣和二年：海上之盟形成，方腊起事

二月赵良嗣出使金国，九月又遣马政，双方反复商议夹攻及战后土地、财物安排。通常所称“海上之盟”，应理解为这一系列谈判形成的合作约定。其核心包括共同攻辽、燕地归属以及宋将原向辽支付的岁币转给金等问题；具体可取得哪些州县，始终是争议焦点。⁴⁹¹⁵

六月蔡京致仕，王黼逐步掌握政务；朝廷罢道学、部分专门学校及修书机构，恢复寺院旧额，九月僧人恢复原称。徽宗允许收缩前一阶段的宗教与行政扩张，但没有同步消除宫廷供奉的财政需求。

《宣和画谱》二十卷成于本年，按十类画科著录魏晋至北宋画家二百三十一人、作品六千三百九十六件，并附画科叙论和画家小传。它把内府收藏转化为可传承的鉴藏目录与绘画史知识，也将宫廷的品评标准固定在书中。著录数量反映编纂者记录的收藏规模，具体作品真伪仍有鉴定问题。¹⁷

十月，方腊在青溪起事；年底相继攻陷建德、歙州、杭州。起事发生在榷利、地方征敛、灾情及花石供奉相互叠加的环境中。花石纲具有鲜明的反抗象征，但仅以搬运奇石解释起事的组织和扩张，仍嫌不足。十二月，徽宗命童贯统辖江、淮、荆、浙宣抚，调军镇压。⁴¹⁸

1121｜宣和三年：平定方腊，供奉机构迅速恢复

正月，朝廷罢苏、杭州造作局、御前纲运与木石等场务；二月罢方田，罢天下三舍及辟雍、诸路提举学事官。王黼主持的政策调整与军事应急相互配合。⁴

方腊军继续攻占婺、衢、处等州。四月官军擒方腊，七月献俘，八月处死。镇压调动了西北军队，耗用财赋，战区经历占领、反攻和人口流散。朝廷给予部分地区三年赋役宽免，说明恢复生产已成为必要的战后任务。

二月本纪另记宋江等人活动，命张叔夜招降。史料中的宋江集团与方腊之乱应分别处理；《水浒传》的征方腊故事不能用于补足徽宗朝的军事实录。

闰五月，应奉司恢复，王黼、梁师成领之；曾要求停止御前使唤、岁进花果的陈过庭等反被贬谪。朝廷因危机而撤销的供奉体系，在危机缓解后迅速重开。徽宗政治的一个反复模式在这里十分清楚：可以承认扰民，却难以长期约束自身所认可的需求。⁴¹⁸

1122—1125：收复燕云的名义与战争能力的落差

1122｜宣和四年：两次攻燕失利

正月，徽宗作《艮岳记》。这篇以皇帝名义写成的园林说明，将人工山水与帝王修德、仙境、天下名山相联系，是研究其自我认识的直接材料。¹⁹

“朕履萬乘之尊，居九重之奧，而有山間林下之逸。”

“四方之遠且異，徒各擅其一美，未若此山並包羅列，又兼其絕勝。”

——《御制艮岳记》，署壬寅岁正月朔日，传本文字。¹⁹

把天下山川之美集中于京城，需要采购、运输、劳役和官员协调。朱勔传所载征取花石、占用船只、侵扰民居及道路的行为，使《艮岳记》的审美理想获得了另一面的行政解释。两种材料各有立场，合读才能说明工程怎样运作。¹⁸

本年的决定性事件发生在北方。金攻下辽中京后，辽天祚帝北走，燕地拥立耶律淳。宋廷以为机会已至，命童贯、蔡攸率军攻燕。

第一次进攻在五月、六月失败。杨可世、辛兴宗等先后败于辽军，种师道退保雄州，辽军追击，徽宗下诏班师。七月耶律淳去世后，宋廷再次出兵，以刘延庆为都统制，种师道反被处分。⁴

第二次进攻在十月失败。郭药师献涿、易二州降宋，参与突袭燕京。宋军一度入城，辽将萧干回援，郭药师等战败，弃马缒城；刘延庆随后烧营退走，全军溃散。十二月，金军攻入燕京。

宋军两次失败揭示了统帅任用、军队协同及战场判断的问题。朝廷没有在首次失利后充分检讨这些条件，又把战略押在第二次进攻与金方配合上。燕地最后由金攻取，宋在谈判中随即失去以自身战果支持领土要求的地位。

1123｜宣和五年：取得燕京、扩大庆功，张觉事件破坏互信

宋金就交割州县及代租钱反复交涉。四月，金交付燕京及涿、易、檀、顺、景、蓟等州；此前已经迁走大量人口并掠取财物。《宋史》记童贯、蔡攸入燕时，“职官、富民、金帛、子女先为金人尽掠而去”。“空城”是史书对其被破坏程度的概括，不宜据此理解为整个地区已无居民。⁴

朝廷仍以“收复燕云”大举叙功：王黼进太傅，童贯进封徐、豫国公，蔡攸进少师；八月命王安中作《复燕云碑》。实际取得的范围、人口与防御资源，与政治宣传中的“燕云”并不相等。宋方还须承担军费、驻守、粮运及对金给付。

六月，原辽将张觉以平州来附。张觉此前已经接受金的权力安排，宋对他的接纳遂成为宋金严重争端。十一月金取平州，张觉逃往燕山；宋廷最终命王安中杀张觉，送首金方。对金的互信没有恢复，对降宋军人的安全承诺却受到损害。⁹

张觉事件是战争恶化的重要环节，作用须放在金方扩张、宋军战败、边地人口争夺以及条约争议之中评价。《宋史》纪赞认为不纳张觉便使金缺乏进攻口实，仍只是史家的反事实判断，不能证明战争必可避免。

1124｜宣和六年：新领土带来持续财政负担

六月，徽宗以京东、两河因燕云调度困敝为由，命京西、淮、浙、江、湖、四川、闽、广纳免夫钱，限两个月交足，违者依军法。战后费用向更多地区转移。取得领土之后，宋廷未能从当地迅速恢复足以支持驻军的财政基础。⁴

七月诏令，御笔所断案件不得向尚书省申诉改正。这条具体规定，比泛论所有御笔都不经正常程序更能说明问题：在这一类案件中，皇帝明确限制了复核途径。⁴¹¹

八月谭稹罢宣抚，童贯复出接替；十一月王黼致仕，十二月蔡京重新总领三省。最高军政人事持续变动。十月又禁藏用苏轼、黄庭坚文章，违者以“大不恭”论。外部风险上升时，内部意见与读物的政治审查仍在加强。

九月因艮岳万寿峰生金芝而改称寿岳，与征收免夫钱、边地补给困难同见于本年记录。朝廷继续用祥瑞确认秩序，财政和军政记录则显示维持这一秩序的费用正在扩大。

1125｜宣和七年：辽亡、金军南下与仓促传位

二月，朝廷拟运米五十万斛至燕山，保障新边地。四月蔡京最后一次致仕；六月童贯因边功封广阳郡王。庆功和补给困难仍同时存在。⁴

金在本年擒获天祚帝，辽朝作为宋北方主要政权的时代结束。宋原有外交安排依赖的力量分布随之改变。金随后发动两路侵宋：宗翰一路由山西南进，宗望一路进攻河北。宋的燕山防御迅速瓦解，郭药师降金；童贯自太原返回京师。

十二月，徽宗得知两路入侵及北边崩溃，开始集中取消花石纲、宫苑及供奉机构，下诏求言、召勤王兵。罪己诏列举党禁、赋敛、军需与言路问题，几乎构成对本朝主要治理缺陷的一份官方清单。⁴²⁰

“言路壅蔽，導諛日聞。恩倖持權，貪饕得志，縉紳賢能陷於黨籍，政事興廢拘於紀年。賦歛竭生民之財，戍役困軍旅之力。多作無益，侈靡成風。”

——宣和七年末《罪己诏》，据《三朝北盟会编》等保存的传文。诏书由朝廷文臣起草，以徽宗名义发布；不是存世亲笔忏悔录。²⁰

十二月庚申诏令内禅，赵桓即位，徽宗转为太上皇。有关诏令与正式即位，《徽宗本纪》《钦宗本纪》分别记庚申、辛酉，应按程序分读。换算到西历，已是1126年。传位在危机迫近时完成，新皇帝接手的是已经崩溃的北边防线、仓促集结的军队与分裂的政治关系。

诏书承认弊政，同时把许多责任归于恩幸、权臣。皇帝的反省与危机中的责任分配并存。诏书发布后两宫如何行使权力，比文字的恳切程度更能检验这次政治调整。

1126—1135：太上皇、俘虏与五国城

1126｜靖康元年：南行、回京与第二次围城

正月，金军渡过黄河，徽宗离开开封，名义上往亳州太清宫行恭谢礼，随后至镇江。随行有蔡攸等旧臣。钦宗留京，任用李纲组织防守，朝廷围绕战守、议和、割地与援军调度争执不休。⁵

退位没有立刻使原有权力关系消失。钦宗即位后即规定，未经三省、枢密院获得的旨意，各机构不得执行，其现实背景之一正是上皇及旧近臣仍有政治影响。两宫之间还有复辟疑虑，《郑皇后传》记郑后先返、钦宗迎接，以及此事如何影响徽宗返程。⁷

第一次围城解除后，徽宗四月返回开封。其旧执政集团陆续被清算：王黼死，梁师成、童贯等被诛，蔡京死于贬逐途中。以“六贼”集中责任，有助于钦宗与旧政切割，但原来军政体系的问题不会随着几个人的死亡自动消失。

秋冬，金再度大举进兵；太原失守，开封再围。钦宗朝的谈判、军事调度与用人失误，对最终陷落负有直接责任。闰十一月，郭京以六甲法出战失败，金兵登城，开封陷落；按西历已进入1127年。徽宗被迁入延福宫，成为被包围的皇室成员。⁵

这时需要清楚区分责任层次：徽宗决定了长期人事、财政与对辽战略；钦宗及当时执政者决定靖康年间的具体战守。父子同遭俘虏，并不意味着每一项决策都由两人共同作出。

1127｜靖康二年／建炎元年：被废、离京与北迁

正月钦宗再次入金营后被扣留；二月金强迫徽宗至青城，随后召皇后、太子及宗室入营。金方废黜二帝，另立张邦昌。徽宗失去全部统治权，其行动、居所和家属处置均受金军控制。⁵⁶

北行应分阶段记录。《徽宗本纪》在二月即概括“胁帝北行”，而《钦宗本纪》把徽宗至青城与三月实际被胁北去分别书写，四月再记钦宗等北去。本文依后者区分进入金营与押解离京，避免把二帝及全部皇族写成同一天一起启程。

此次劫掠还带走文书、礼器、仪仗、古器、书籍、乐器、工匠与技艺人员。徽宗几十年集中于宫廷的文化资源，因其高度集中而成为胜利者接收、搬运的对象。

“太清楼秘阁三馆书、天下州府图及官吏、内人、内侍、技艺、工匠……府库畜积，为之一空。”

——《宋史》卷二十三，靖康二年四月。⁵

五月，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位，改元建炎。宋的皇统在南方延续，徽宗则由失位君主成为金控制下的重要政治俘虏。“北宋灭亡”指以开封为中心的统治结构崩溃，并非赵宋政权于此年完全终结。

1128｜建炎二年／金天会六年：入见金帝，被封昏德公

七月，金廷命将二帝送赴上京。八月，二人着素服谒金太祖庙，继而在乾元殿见金太宗。金封徽宗为昏德公、钦宗为重昏侯。十月，又将他们迁往韩州。⁶

金史用“宋二庶人”称呼他们，并把谒庙、赐封、迁徙写成金帝的处分。宋方所说的“北狩”则沿用尊称，为被俘事实保留皇帝礼法身份。两套词汇各自维护不同的正统关系。

“以宋二庶人素服见太祖庙，遂入见于乾元殿。封其父昏德公、子重昏侯。”

——《金史》卷三，天会六年八月。⁶

此后他的生活依赖金方给养与安置，已经没有自行决定返宋、出行或处置家属的权力。后世所谓“牵羊礼”的具体仪式细节，常依赖传承复杂的北狩叙事；本年采用《金史》可以核实的素服谒庙、入见及封号。

1129｜建炎三年／金天会七年：拘居韩州

徽宗仍处在韩州安置阶段，本次所核主要编年材料没有提供可落实到本年的重大个人行动。《金史》下一次明确迁置记载在1130年七月。⁶

南方宋廷这一年继续遭受军事与政治危机，徽宗本人却没有能够介入这些事件的现实权力。南宋的迎还言辞、金方对他的保留与迁徙，都使其身份具有外交价值；这与他自身仍能有效参与政治是两回事。

1130｜建炎四年／金天会八年：迁往五国城所在地区

六月，金廷诏以徽宗六女为宗妇，皇女婚姻由征服者直接安排。七月，《金史》记迁徽宗、钦宗于鹘里改路；宋方记述通常以五国城称其拘居地，位置在今黑龙江依兰一带。行政区域名与具体居地名应分别保留。⁶⁴

“徙昏德公、重昏侯于鹘里改路。”

——《金史》卷三，天会八年七月。⁶

迁徙进一步加深了他与宋廷的地理隔绝。家属分散、严寒气候与受制于人的给养，构成这一阶段生活的基本约束。

1131｜绍兴元年／金天会九年：郑皇后去世

郑皇后死于北方拘居期间，通常系于本年。《宋史·后妃传》记她北迁后“留五年，崩于五国城，年五十二”；以1127年北迁起计，包含首尾五个纪年，系于1131。具体月日须另据编年材料，不由本传推算。⁷

郑氏自端王时期即与赵佶相识，先后为贵妃、皇后、太上皇后，最后在拘禁地去世。她的死亡是徽宗晚年可以确认的重大私人损失。《金史》同年六月记赐徽宗、钦宗时服各两袭，显示其物质待遇由金廷控制。⁶

1132｜绍兴二年／金天会十年：五国城拘居

徽宗继续处于金方拘管之下。现存主要纪年材料未见可确切系于本年的重大个人活动，不能用传世悼亡、思乡诗词为他安排具体行程。

有叙事把其子赵㮙告变系于1132年，也有系于次年者。为使纪年依据可核，本文采用《金史·太宗纪》的天会十一年记载，列在1133年；不同传文中的年月和参与者关系，不合并为一个无差别故事。⁶

1133｜绍兴三年／金天会十一年：赵㮙告变案

八月，《金史》记赵㮙诬告父亲昏德公谋反，赵㮙与刘文彦被处死。拘居状态下，皇族内部发生了足以引发金廷审查的告变案件。⁶

“赵㮙诬告其父昏德公谋反，㮙及其婿刘文彦伏诛。”

——《金史》卷三，天会十一年八月。⁶

这一条至少证明金廷最终以诬告处理。赵㮙的具体动机、各亲属如何争辩、徽宗当时说了什么，需要独立材料。不同记载对刘文彦亲属关系亦有出入，本文引录《金史》原称，不据此展开未经解决的家族关系推演。

1134｜绍兴四年／金天会十二年：仍未获释

徽宗继续拘居五国城。主要编年材料未留下可确切系于本年的个人大事；前一年的告变案未改变他的俘虏身份。

1135｜绍兴五年／金天会十三年：死于五国城

四月甲子，徽宗死于五国城。《宋史》记年五十四，按周岁计五十二。他从登极到传位历经约二十六年，从被俘到死约八年。⁴

“绍兴五年四月甲子，崩于五国城，年五十有四。”

——《宋史》卷二十二。⁴

现存可靠记载未详其临终病情。

南宋到1137年才收到其死讯，追上谥号，庙号徽宗；1142年梓宫回到南方，葬事随后举行。这两项后事说明消息与遗体的返回各有政治、外交过程，不能倒置为他去世当年已经完成。⁴

怎样评价宋徽宗

文化成就：个人技艺、制度赞助与皇帝署名分别衡量

赵佶的书法具有可以直接观察的个人成就。《楷书千字文》等有明确纪年的传世墨迹，呈现出瘦金书挺劲、纤细、转折锋利而控制严密的特点。其作品的艺术价值不依赖政治评价，也不能用北宋覆亡解释为无价值的奢侈。

绘画的作者归属更复杂。皇帝本人作画、参与构思、题诗署款，以及画院画家承担制作，是不同层次的创作活动。《听琴图》既有徽宗题字、署押，也有蔡京题诗；究竟为亲笔、御题院画还是涉及更多分工，现代鉴定家有不同意见。评价时应逐件说明，避免将所有御题作品合算为他的个人产量。²¹

制度赞助的意义同样突出。画学、医学、典籍搜求、宫廷收藏编目和礼乐制作，使一批技艺获得训练、资源与保存条件。即使具体作品由院人完成，皇帝在组织和选择方面的作用仍然存在。同时，这些事业调集的财富与劳动也应列入评价，不能只以现存名画的精美程度衡量全社会所付费用。

内政：主动作为很多，纠错却缺少持久约束

徽宗的统治存在明确的救济与治理项目：安济坊、居养院、漏泽园、医学教育、灾年蠲免及学校扩充。设立制度体现了治理目标，诏令本身却不能证明各地已持续落实。应进一步追问经费、受益人数、执行地区和停复过程。¹²

负面记录中，党禁的证据尤其连续。从名单、官职限制、子弟处分，到婚姻禁令、毁禁文集，皇帝参与了排除不同意见者的制度建设。1106年毁碑并没有消除元祐学术的歧视，1124年仍有苏、黄文集之禁。政治宽免缺乏稳定性，官员难以预知何种意见在下一轮人事变化中会构成罪名。

他多次撤换蔡京，任用赵挺之、张商英、王黼等，也经常下诏裁冗、减贡、整饬监司。因此，政策失败不能仅归于不知政务。问题更多在于皇帝一面纠正弊端，一面继续奖赏能够满足供奉、营造和功业需求的人。花石纲及应奉机构的停而复起，是这一冲突最有力的例证。

方诚峰对御笔文书的研究提示，应具体研究君主意志怎样进入既有官僚程序。到1124年，徽宗已经明确禁止某类御笔断罪接受尚书省复核。这种可定位的制度限制，使私人确信转为公共决定后更难改正。¹¹⁴

财政：征敛、供奉与军需之间的失衡

花石供奉的危害，包括非法征取、侵害民产、运输扰动、官员借势牟利及调用公共运力。单看珍石价格无法反映其成本。朱勔传关于截用粮纲、商船及州县受制的记载，说明其影响涉及正常的物资运输和地方行政。¹⁸

边疆战争、养兵、礼仪工程、官僚运作与灾荒救济又是并行开支。现有材料不足以算出一个可信的全国比例，断言艮岳耗费了全部或大部分财政收入。可直接确认的是：取得燕地后，宋仍需扩大征发，1124年的免夫钱把军事负担转嫁到广泛地区；宫廷供奉则在政治阻力消退时继续恢复。⁴

徽宗应承担的责任，在于没有使这些相互竞争的需求服从可持续的财政与防御安排。把全部损失归结为审美嗜好，会掩盖征敛制度和战争选择；只强调宋代经济繁荣，也无法解释财富为何未能及时转成可用军需与有效防守。

对外战略：有现实目标，缺少对实现条件的审查

收复燕地具有边防和政治上的理由。辽在金的打击下迅速衰弱，宋也确实面临是否介入的选择。维持旧约、保持中立或寻求其他外交安排，各有条件与风险；历史材料不能保证其中任何一种必然成功。

但徽宗朝实际选择的方案出现了可检验的缺陷：高估宋军进攻燕京的能力；低估金对人口、财富与战略通道的需求；在1122年首次失败后继续冒进；取得被破坏的地区后未形成稳固守备；处理张觉时既损害对金信用，也损害降人信任。⁴⁹

1123年的庆功尤其值得追究。朝廷把高代价、低控制力的接收描绘为恢复故疆的成功，从而削弱了重新审查战略的动力。徽宗是这一叙事的接受者、授奖者与最终决策者。童贯、王黼及边臣各有责任，皇帝的责任不能被他们吸收。

金的侵略行动同样是独立的历史原因。宋方失误增加了可乘之机，征服、劫掠与俘虏处置仍由金方决定。分析徽宗责任，不等于把进攻者的全部行动解释为他“自取”。

亡国责任：主要的长期责任与具体战时责任

徽宗对北宋覆亡负有主要的长期政治责任。理由来自他的持续决定：授权并维持亲信集团，反复限制政治异议，容许宫廷需求侵扰地方，推动联金攻辽，并在军事结果不支持庆功时接受成功叙述。上述决定逐步削弱了风险辨识、政策纠错与防御准备。

靖康危机仍有自身的决策过程。钦宗执政期间的战和反复、军事任免、三镇问题与第二次围城的处置，对开封陷落构成直接原因。把1127年的每个结果提前写成1100年即位时已经注定，会使两位皇帝、宰执、将领和金方决策者的具体行动失去解释力。

伊沛霞的研究把徽宗放回其所处的制度、知识与宗教环境，强调他的勤于参与和政治抱负，纠正了单凭结局塑造懒惰昏君的写法。这一修正有助于说明他的能动性；能动性越明确，其本人对人事、征敛与战争决策的责任也越不能忽略。²²

总评

宋徽宗是一位艺术修养突出、文化组织能力很强、积极塑造皇权形象，却在资源约束、军事判断与政治纠错方面严重失职的君主。他的文化成就有独立而持久的价值；他的统治失败也有明确的人事、制度和决策证据。

其核心缺陷，是把皇帝所认可的秩序过早视作已经实现的秩序：礼乐完备可以证明德治，祥瑞可以确认天命，接收燕京可以证明恢复故疆。与这种确信不合的信息，则常遭党禁、贬逐、人事竞争或庆功仪式压低。等到边防崩溃，朝廷已经很难在短期内重建此前受到侵蚀的信任、军需与协调能力。

评价赵佶，文化上的重要创造者与政治上负有重大责任的失败君主，两项判断都应成立。其一生最值得研究之处，正是卓越的审美能力、强烈的秩序追求与严重的治理失败如何共同发生。

史料与研究文献

以下依次列出编年与传记史料、作品题记和御制文字、现代研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