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章　鲍志道：从穷学徒到大盐商

《起家：中国古代富人的第一桶金》· 书稿目录

一　住在老宅里的穷孩子

鲍志道十一岁那年，家里已经供不起他读书了。他离开徽州，去江西鄱阳学做账，从此开始在外谋生。

这个后来成为大盐商的人，起初最需要解决的，是一家人的吃饭问题。

鲍志道生于1743年，字诚一，号肯园，是安徽歙县棠樾人。鲍氏在当地是个大族，他家住的还是祖上传下来的尚书旧第，堂名宣忠。只看门第，容易以为这孩子至少不愁衣食。但记述他生平的行状紧接着就写：家道中落，已经穷得难以维持生活。¹

一座老宅能留下祖上的名声，却不能保证住在里面的人始终有钱。房子还在，日常的米粮、衣服、读书的费用，却要一项项另找着落。鲍志道的起点，就是这样一个有旧家背景、缺少生活来源的家庭。

家里仍然希望他读书。七岁时，他开始入学，母亲郑氏管得很严。到了晚上，当天读过的书要背熟，母亲满意了，他才敢去睡。这个习惯后来被写进了他的行状。等他经商致富，回想早年的教养，仍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母亲。²

可供一个孩子读书，需要家里有人撑得住。认字背书不会立刻换来收入，往后若要继续求学，花的时间还会更长。鲍家终于没能让他沿着这条路走下去。十一岁，他离开家，到鄱阳学习会计。

在当时的徽州，这并不是特别少见的决定。当地山多田少，种田的收入难以满足许多家庭的需要。明清地方文献反复说到耕地不足、粮食仰给外地、居民外出谋生。经商因而成了一条常走的路。鲍志道的行状说得尤其直接：歙县人多到外地做生意，家境越穷，往往走得越早。³

这里的“早”，有时早到一个孩子还没有长大，就要去学养活自己的本领。对鲍志道而言，十一岁出门大概谈不上从容选择一番事业。原有的生活已经难以维持，他得先找到一件能做的事。

后来流传着母亲只给他一枚铜钱的故事，但本章核到的早年行状没有这个细节。我们能知道的，是他读过几年书，家里很穷，十一岁去了鄱阳。临行时带了什么盘缠，已经无从说起。⁴

母亲去世得早，没能一直等到他把生意做大。儿子发家以后，却仍然记得她当年的教导。

二　九年过去，机会才来

鲍志道最先学的是做账。

一门生意每天都有人送钱来，也有人领钱走。进了多少货，付了多少款，还有谁欠着钱，都要记清楚。买卖做得小，主人尚能靠记性照看；一旦货多、人多、来往的地方多，只记得一个大概，迟早会出差错。能读写、能算账的人，因而有机会进入商号做事。

鲍志道前几年读的书，在这里有了用处。他不必从认字开始，便可以学习记录和核对。但识字只解决了入门的问题。账上的数字为什么有出入，一笔费用该由谁承担，欠款怎样收回来，都得在实际办事中慢慢熟悉。

早年行状对他的学徒生活记得很简略，只留下几个地名：先在鄱阳，后来转往金华，又到栟茶盐场一带，再往楚地去。每处待了多久、具体替谁做事，行状都没有细说。它用“无所遇”三个字概括这段经历：一直没有遇上合适的机会。⁵

这段不顺利的经历持续了好几年。后来的人知道他会发财，很容易把早年每一步都解释成有所准备；当时的鲍志道却不可能预先知道，自己最终会在哪座城站住脚。

从鄱阳到金华，再到盐场和楚地，至少说明他没有一出门就找到可以长久依靠的生计。他需要换地方，继续谋事。学会做账，也没有立即让他成为老板。手上缺本钱时，有本领首先带来的，通常是更好的办事机会。

他二十岁才到了扬州。从十一岁离乡算起，中间隔了大约九年。此时他仍先替别人做生意，并没有带着一笔巨资来开商号。

行状没有留下那位盐商的姓名，只说在鲍志道的帮助下，雇主家业兴旺起来；鲍志道自己也逐渐有了积蓄，继续经营获利。时间久了，财富增多，他才取得自己的商人资格，在淮南独立经营盐业，不再只是替别人办事。⁶

这段记载交代了一个缓慢的过程：先把别人的事情办好，自己有了积累，再把积累投入经营，最后有能力独立做下去。

第一笔本钱有多少，其中多少来自报酬、多少来自后来的买卖，记载没有说。可以确定的是，从帮人办事到独立入商，他又经营了相当一段时间。

三　扬州的盐，卖给谁

到了扬州，鲍志道才进入那门使他富起来的生意。

今天说起古代盐商，人们容易想到豪宅、园林和大把的银子。可站在生意刚开始的地方，先要明白的其实很简单：盐从哪里来，又要卖给谁。

盐是日常必需品。家境富裕的人要买，过日子紧巴的人也要买。这给经营者提供了广泛的需求。不过，清代的官盐生意有严格的规矩。并非筹到钱、找到盐，就能挑个好地方出售。商人要取得资格，承担规定的运销数量和税费，再把盐运往划定的地区。⁷

这种规定，既约束商人，也保护商人。取得资格后，他有相应的生意可做；别处的人即使愿意压低赚头，也不能任意来抢。反过来，若另外一个地方出价更好，他也不能想运过去就运过去。官府划定的销区，是他必须遵守的边界。

淮盐的市场并不限于扬州城内，还伸向长江沿线以及江西、湖广等地。扬州聚集着经营盐业的人，真正吃掉这些盐的，却有大量远方居民。因此，盐商要处理的远不止城里的一间铺子，还包括把货送出去、在销区卖掉、再把钱收回来的一连串事情。

有时，人们会把盐商想成守着盐场、看着别人制盐的主人。鲍志道传记中的经营活动，重点却在运销和盐务。他从帮人业盐走到独立入商，后来又替同行处理运输和市场争端。理解他的本领，应当从这些事情入手。

盐业里还有一些不容易从字面看懂的名目，比如“引”“窝”“单”。这些词涉及承运数量、凭证和长期经营权利，具体含义要看时期和用法。在受到限制的市场里，能够合法做这门生意的资格，本身就可能值钱。⁸

它甚至可以同实际运盐的人分开。有人持有相关权利，取得收益；另有人承担具体经营。研究者在清前中期的两淮文献中，已经看到这些权利的交易。因此，一个盐商说自己有产业，未必只是仓里有盐、河上有船，还可能包括此类经营权利。

鲍志道从替人办事到独立入商，除了攒钱，还要取得经营资格。他还进入了一个受官府管理、承认既有资格的商人群体。至于他本人取得资格时经过了哪些手续，付了什么代价，现有材料没有交代。

他赶上了一门有机会积累大额财富的行业。但有市场、有资格，只是做生意的条件。下一步能不能赚到钱，还得看盐能否顺利卖出去。

四　有货，未必有钱可用

一船盐启运之前，钱已经开始往外花。

盐要收购，货要装载，运输需要费用，经营中还要承担税费。等货到了销区，卖了出去，才能陆续收回款项。把这些收入减去支出，最后剩下的，才是商人的赚头。

麻烦就在这个“等”字上。卖盐的人可以等着收钱，前面需要付款的人却不能都等。旧货的款项还没有收齐，新一批货又要准备；人要养，运输要接着安排，已经承担的事情也不能随意停掉。

因此，仓里有货、账上有应收的钱，同手边有银子可以付款，是两回事。一家商号看起来生意很大，也可能在某个时候拿不出急需的一笔钱。若只盯着这一趟最终能赚多少，忽略了中间什么时候必须付款，账算得再漂亮，也未必周转得开。

此外，每笔货物和银钱，都得有人经手。主人住在扬州，远处的货物不可能处处亲看。靠什么知道数目没错、钱款已经交到该去的地方，是当时盐业里实实在在的难题。

1792年，朝廷就因两淮盐务中的银两挪用，追问过商人如何缴纳钱粮。有官员报告，商人会让商伙、家人去交，有时还托银店代纳。乾隆又询问曾任盐政的人，得知实际情况要分开看：住在扬州的商人能够亲自前往，住在山西、陕西、安徽等地的商人，则经常由留在扬州的商伙代办。⁹

最后的谕旨也作了区别：人在扬州、自己料理营运的，应亲自到库交纳；人在外省、路途遥远的，不能一律强迫本人来，否则又可能给借机勒索的人留下机会。

这道谕旨没有说鲍志道参与了挪用。它让我们看到的，是他身处的行业怎样运作：主人、商伙、家人、银店和官府之间，会有多次交接。有些工作必须托人办理，而一旦出了差错，追究责任远比重新加一遍账复杂。

盐货和钱款总要交给人经手。鲍志道在用人上，有自己的一套办法。

五　先把人家的生活算进去

写下这段记载的人叫李斗，书名是《扬州画舫录》。

书中说，原先一些商家给宾客、仆役的固定报酬并不高，另把有利可图的差事轮流交给他们承办，让各人从中取得收入，作为补偿。

这套办法自有方便之处。主人平日不必多支出，各人的收益也有一定照顾，轮到谁就让谁去。但是，事情一旦办得复杂，按顺序分派便可能同按本领分派冲突。擅长此事的人未必恰好轮上，轮上的人又未必擅长。

如果要临时换人，原先等着这次机会的人就少了一份收益；如果照旧让他去，耽误的又可能是商号的事。主人平日少付了一部分报酬，却把安排人的难处留在了后面。

鲍志道采取了另一种办法。他聘用一个人，先估量对方一家一年的生活开支，给出的报酬还要比这个数多。钱给足以后，再看本领派事：有才干，便把重要事务交给他；不胜任，就宁可让他闲着。李斗的原话是：“否则终年闲食也。”¹⁰

一个讲究节俭的商人，竟然愿意付钱供人闲住，这一点很容易让人觉得奇怪。放回前面的分派办法里，就能明白：既然生活所需已经有了着落，主人便不必为了补足某个人的收入，硬把一件重要差事交给他。

这笔支出使主人能够按本领派事。一笔收不回来的大款、一项处理不妥的交接，都可能造成远超过供养一人的损失。把人安排错了，有时比暂时不安排更贵。

这里也有对受聘者生活的考虑。一个人出来替商家办事，身后往往还有一家人要养。只给本人一点吃穿，不能解决全家的需要。鲍志道计算报酬时，把这些开支算了进去，因而不只是在问此人眼下能为自己做多少事。

不过，李斗写的是“每用一客”。这些受聘办事的人，同所有搬运工、船工和仆役并不是同一个范围。我们不能从这一段推出鲍家每个劳动者都有同样的待遇，也不知道这办法究竟施行到什么程度。

他也有钱花在别处。扬州城里，喜欢替富人琢磨新鲜玩法的人，并不难找。

六　城里有人忙着花钱

李斗写鲍志道之前，先记了一串扬州富商的奢侈故事。

其中一个故事说，有人家里吃饭，厨房要预备许多套不同的席面。主人夫妇坐好，侍者把菜送到跟前，看见主人摇头，便撤下去换另一套。又有人喜欢兰花，从门口到内室到处摆放。钱花下去，吃什么、看什么，都要比寻常人多出许多花样。

最夸张的一个说法，是有人想把大笔钱一下花光，门客便替他买来金箔，运到金山塔上，向风撒去。金箔散落草木之间，再也收不回来。这类笔记见闻带着传闻和夸张，不能拿来统计盐商一年花多少钱。但在当时人的叙述里，扬州富商已经同争奇斗富紧紧连在一起。¹¹

鲍志道对这些事没有同样的兴致。据李斗记载，他富裕以后，家里的妇女仍做饭、洒扫；家中不演戏，也不留专门靠新奇玩意讨主人欢心的人。他还同好谈朱程之学的郑鉴元互相倡导节俭。李斗甚至把当地奢靡风气的变化，同他们的倡率联系起来。

李斗对倡俭的效果评价很高。就鲍家自身而言，日常享用有所节制，并不妨碍他给受聘者充足的报酬。他有自己的用钱次序，不是所有支出都舍不得，也不是富了以后便样样照着别家来。

扬州还有另一种花钱的人：对声色游乐兴致不大，却愿意把家产用来买书、交朋友。做过盐业的程晋芳，字鱼门，就是其中一位。

《啸亭杂录》说，他喜欢读书，广购书籍，延请学问好的人一起讨论；对亲友又肯周济，有人求助便答应，有时别人还没开口，他也主动给。他后来进入仕途，参与《四库全书》的纂修，学问上有自己的成就。可是盐业亏损以后，家境逐渐衰落，他仍把账目交给仆人办理，疏于查问，资财又遭侵耗，债务便越来越多。¹²

这份记载对程晋芳也有评价，不能把他的败落全归结为爱买书。但至少能说明：钱花得是否雅致，同家业能否维持，不是一回事。喜欢读书的人也要照看收支，愿意帮助亲友的人也可能陷入周转困难。

鲍志道后来同样把钱用在读书上。他与程晋芳的差别，应当看各自怎样经营和安排开支，不能简单说一个节俭便好，一个慷慨便坏。对鲍志道而言，在日常享用上节省，不妨碍他为认定值得的事情拿出大笔银子。

等他成为淮南总商，摆在面前的支出和难题就更多了。其中有些，已经不是鲍家自己的事。

七　盐船沉了，谁来出钱

乾隆后期，鲍志道已经成为淮南总商。

“总商”这个名称听起来气派，做起来却很麻烦。按行状的解释，官府从淮商中推择精明能干的人，让他们承办盐务。盐业的兴衰、收支的增减，以及大大小小的公私事务，都可能找上门来。¹³

有钱，是坐到这个位置上的条件之一；遇到事情能不能拿主意，则决定了坐得是否稳当。一家商号有难处，可以先顾自家；总商出面，就得同许多商人打交道，还要把事情向官府说明。

官府希望税课按时交足，公事顺利办完；商人要考虑自己的本钱和赚头。同行之间也不总是意见一致。有人觉得某笔费用该少摊，有人觉得自己已经吃了亏，也有人宁愿拖着不表态。总商若一味答应官府，商人可能抱怨；若只顾商人的眼前利益，事情又未必办得成。

行状把这种处境概括为“轻重不得，辄召怨”。所以，有些人渐渐学会了推避，既不明确说可行，也不明确说不可行。鲍志道得到的称赞，恰恰是遇事能够分辨，肯把意见说出来。在行状作者看来，这是一个总商难得的长处。

盐船沉没，就是其中一件棘手的事。

淮盐运输多走水路。船在江湖中遇上风浪，可能连船带货一起损失。对商人而言，先前为货物和运输花的钱，已经难以收回；按当时的规矩，他却还可能被要求把应运的盐重新补上。¹⁴

这同普通的少赚一点不同。少赚，尚有本钱回来；货物沉没，则是原先投进去的钱没有了，还得重新买盐、再付运费。应当承运的数量并不会因为他亏了钱，就自动作罢。

若家底厚，还有别处的钱可以调来，也许能渡过去。若大部分本钱恰好压在这批货上，再做一趟便很困难。借钱要有人愿借，出售其他产业也需要时间。损失越急，商家越难从容筹措。

鲍志道提出的办法，是由其他商人共同资助受损者。行状写道：“一商舟溺，则群商攒助，谓之津贴。”也就是说，一家的盐船沉了，众商一起出钱相助。这项办法得到官府认可，后来成为规则。

它最直接的作用，是让损失不至于全压在一个商人身上。对出钱的人而言，眼下确实多了一项支出，可自己的船也在同样的江湖上行驶，日后并非没有遇险的可能。把互助固定下来，便比每次出事后临时求人，多了一些可以依靠的安排。

官府也有接受它的理由。商人得到资助，就更有希望完成补运，后面的盐务和税课才容易继续。这个办法能推行，是因为受损商人、其他同行和官府，都能从中找到与自己有关的好处。

至于众商怎样分摊、损失怎样核实，目前还没有足够详细的材料。现有记载能确认的，是共同资助、帮助补运，以及官府对办法的认可。

鲍志道做成的，是在已有盐业秩序里，让同行共同负担一项谁都可能遇上的风险。他还曾代表同行处理另一场风波，这次需要应对的，是其他地方运来的盐。

八　江西来了另一种盐

乾隆末年，福建盐大量进入江西，淮商的销路受到冲击。鲍志道出面处理，支撑了两年，事情才平息。这段经历见于《鲍肯园先生小传》，篇幅很短，却留下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时间：两年。¹⁵

可见这不是递一份呈文、说几句话便能解决的小事。问题之所以难办，要从江西买盐人的处境和淮商的处境分别来看。

对淮商来说，官府划定了销区，他们取得资格，投入本钱，承担税课，经营便是按这个安排做的。如今外地的盐进来，抢走一部分买主，淮商原来该承担的责任却未必跟着减少。货卖得慢，钱回来得晚，前面已经付出去的各项开支仍然存在。

对卖福建盐的人来说，江西是另一个有需求的地方。那里有人愿意买，他们就有做生意的机会。到了官府规定的淮盐销区，这件事却碰上了禁令。

这里的“私盐”，不能只理解成偷偷制出来、没有交税的盐。按当时的销区制度，盐即使来自另一个正常产盐的地方，越过不该越过的市场边界，也可能被视作私盐。同样一批盐，换个地方出售，便可能从合法买卖变成犯禁。¹⁶

普通买盐人首先要考虑的，则是一家人的日用。盐是否容易买到，一样的钱能买多少，会直接影响他的选择。他未必愿意为了保护一群远方商人的既有销路，放弃眼前更方便的买卖。

因此，淮商眼中的“受困”，不一定就是所有人的受困。维护淮盐市场，会使淮商安心，也会减少其他经营者进入的机会。若只跟着传记里的称赞往下读，很容易把同行得利，直接当成了所有人得利。

盐的来路不同，承担的税费、运输路程和销售安排也会不同，这些都会影响它怎样同别处的盐竞争。不过，这次闽盐的具体价格和品质，记载没有说，不能断定它一定更便宜。

鲍志道做了哪些交涉，动用了什么办法，也缺少逐项记录。但他愿意花两年出面处理，说明保住销路是淮商共同关心的大事。他此时已经能代表这个群体，争取对自己一方有利的结果。

沉船互助和阻止闽盐进入，看上去一件温厚，一件强硬，落脚点却很接近：让淮商的生意能够继续做。鲍志道关心同行的困难，同时也维护同行的优势。这两面，都应放进他的生平里。

九　书院盖好了，明年怎么办

鲍志道的家乡，还有一类同盐船相去很远的事情，需要用钱。

歙县的书院出现了衰敝，乡里的士绅希望加以兴复。行状提到两处，一处在城内，一处在城外山间。鲍志道同乡中士大夫一起筹措，拿出私财三千两参与兴复，又另出八千两，放在两淮生息，支持另一处书院。¹⁷

古籍中称学生的读书费用为“膏火”，先生的酬劳则常称“脯修”。这些词换成日常说法，就是学校不仅需要房子，还需要供人读书、供先生授课的钱。屋顶修好了，桌椅摆齐了，只解决开头的一部分。

明年还要继续办，就得知道明年的费用从哪里出。如果全指望某位有钱人临时高兴，捐一次、花一次，院里的人总要为下一次开支发愁。把一笔钱留下来生息，用收益补助经费，便是鲍志道参与采用的办法。

这件事同他熟悉的盐业联系起来。他没有把所有捐款一次花尽，而是把其中一笔留在两淮经营体系里，让它持续产生收入。经商的收益于是有了一项明确用途：支持家乡书院日后的费用。

这种安排能否长久维持，仍取决于资金如何经营、收益能否按时拨付。但同只顾一时建成相比，筹划经常性费用，确实把日后的困难提前考虑了进去。

书院的兴复也不是鲍志道一个人包办。曹文埴出面倡议，程光国参与主持，乡中士绅共同筹划，盐务官员认可有关资金安排。相关记文还谈到，从淮南相应款项中，每年拨出三千七百二十两帮助书院。这个数属于经常性经费，不能同鲍家的三千两、八千两私财简单相加，算成他一次捐出的总额。¹⁸

这些材料里最有意味的，是读书人和商人并没有分得很开。在家乡求学的人，需要在外经商者的收入支持；离乡多年的商人，又希望自己的钱能回到乡里，维持被看重的教育和名声。鲍志道少年时离开书本，成年以后却参与供养更多人继续读书。

鲍志道始终记得母亲督促读书，他的弟弟鲍方陶，也留下了一段与读书有关的往事。

鲍方陶年轻时也穷，想读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苦于没有好的版本。他便劝乡里的富人出钱刻书。富人没有答应，还嘲笑他的想法。¹⁹

后来，他移居扬州经营盐业，家里渐渐有了钱。早年未能办成的事，终于可以自己去办。他把书仔细校正，付刻印出，藏在家塾里。

刻书这件事，始终是鲍方陶的心愿。早年想要一本可靠的书，得看别人的意愿；后来有了经营所得，便能自己做决定。财富让他办成了原先只能求人帮忙的事。

兄弟二人的性情并不完全相同，鲍方陶好宾客、待人慷慨，鲍志道则更多被称赞节俭、善于任事。可他们都愿意把部分钱财用在读书上：一个参与兴复书院，一个校刻自己重视的经典。

十　有些钱，花回了乡里

在扬州，鲍志道还做过一件不大显眼的事：修路。

康山以西、钞关以北直到小东门的一带，地势低洼，街道容易积水。他出资把砖路改铺成石路。²⁰

街道修好，受益的是每天从这里经过的人。与书院主要供给师生相比，这类开支照顾到的人更多，也更不容易留下姓名。

1798年，他又独力捐资修筑水工设施。行状说，其用意与引导水势、冲刷积沙有关。盐商长年依靠水路经营，河道能否通行，本就同生意紧密相关。因此，他出钱改善水道，既能帮助地方，也同自己所处行业的需要相通。

在故乡，他用钱照顾的还有族人。修宗祠、编家谱，是维护家族共同记忆和祭祀的事情；置办田产，帮助穷困而无力成婚的族人，则解决了一部分现实生活的难处。一个人在外挣了钱，如何对待仍然留在乡里、境况不如自己的亲族，在这些记录中分量很重。

这些支出同今天面向所有人的公共服务不一样。族人因同属一个宗族而得到照顾，外人未必能以同样的身份来求助。对鲍志道而言，尽力照看同族，是富裕以后应承担的责任之一。它有实际救济的作用，也有清楚的范围。

他的捐助还有选择。行状特别写到，他平生好施，却不喜欢兴建佛堂道院。相比之下，书院、宗祠和与乡里生活有关的事业，是记载中更常出现的去处。²¹

他把钱投向自己认同的事情，而这些认同与读书、孝道和宗族关系相连。

例如，他帮助族中守节妇女申请旌表，还参与修建宣扬孝行的祠宇、刊刻有关事迹。当时的地方文献把这些同修路、助学一道列为善举，因为它们都符合作者心目中应受鼓励的行为。

今天读到这里，却不能把每一项都原样接过来称赞。守节受到表彰，也意味着女性的生活选择可能被严格约束。我们能够肯定帮助贫困族人的作用，同时看见这些帮助与当时的宗族伦理、男女规范交织在一起。

鲍志道并没有因为少年贫困、后来发家，就自然摆脱自己的时代。他愿意花钱改善一些人的处境，也愿意花钱维护自己所认同的秩序。这些选择共同构成了他的晚年生活。

十一　儿子接手的不只有家产

鲍志道的两个儿子，走了不同的路。

长子鲍漱芳，字席芬，跟着父亲经营盐业，料理家事。《扬州画舫录》记述他时，称他勤慎自守。次子鲍勋茂，字树堂，则进入仕途，后来做到了通政使司通政使。²²

对一个家庭而言，这样的安排很实际。生意需要有人接着做，已经获得的收入与关系也需要维持；同时，家里有了财力，便能给另一个儿子提供读书、出仕的条件。经商与做官成为这个家庭可以同时走的两条路。

父亲十一岁时，为了谋生离开书本。等他有了自己的儿子，家里已经能够支持不同的选择。这是起家真正改变的一部分：后代不必再从他当年的贫困处境开始。

地方志后来记录鲍勋茂捐助书院、兴办课读和帮助贫困子弟，说明父亲重视的部分事业，在下一代仍有人接着做。

1801年，鲍志道去世，按传统计龄，享年五十九。地方志在鲍漱芳传里记了一笔：父亲患疡病时，儿子照顾了好几个月，衣不解带。²³

父亲去世后，鲍漱芳被众商推举，继续承担商人领袖的事务。父亲留下的家业让他有条件做下去，同行对这个家庭的认识，也不会随着一场丧事立即消失。可官府和商人要办的事情，同样不会因此停下。

1805年，洪泽湖涨水，淮扬一带受灾。鲍漱芳同众商商议捐米六万石救济，在各地设厂，还亲赴泰州督视。随后水灾延续，他又倡议继续赈济，请求公捐麦四万石，把救济延长两个月。²⁴

这一连串事情里，需要的已经不只是拿出一笔银子。粮食要筹集，救济要组织，延长赈期又要有人继续出资。父亲曾经处理的那类公私事务，落到了儿子身上。

同年，为应对河工急需，鲍漱芳又集合众商输银三百万两。这个数字很大，却必须看清前面的“集合众商”：它是众商共同筹集的款项，既不是鲍漱芳一个人捐的，更不属于已经去世四年的鲍志道。

地方志还另外列出鲍漱芳自己的捐款，包括六万两帮助疏浚芒稻河、五千两帮助疏浚沙河闸。把公捐与私捐分开，才能看清他一方面是出资者，另一方面又是组织者。

这些事也解释了，盐商为何总同地方水利、救灾和官府事务连在一起。河道关系运输，灾情影响居民的生计和市场，官府需要筹钱筹粮，富商则有可以调动的财力与同行关系。

得到盐业带来的财富以后，鲍家也不断被期待为盐业和地方事务出力。鲍志道传下去的，除了经营所得和商人身份，还有这些已经形成的联系与责任。

十二　怎样看待鲍志道

讲完鲍志道的一生，可以回过头来问：他究竟靠什么富起来，又是怎样一个富人？

先看他如何起家。十一岁离乡，二十岁到扬州，先帮别人经营，再逐渐积蓄，最后独立入商。这条经历有材料支持。可他的第一笔本钱多少、哪一笔买卖赚得最多、全部家产有多大，目前都还算不清。

这并不妨碍我们看出他的实际本领。他能帮助雇主兴业，说明早年的学习和办事能力得到了用处；后来肯给受聘者足够的报酬，再按才干分派事务，说明他有自己的用人办法；成为总商以后，能促成沉船互助，又说明他的能力不只限于一家商号。

这些本领具体到钱上，各有作用。经营与做账，关系货款能否收回、开支是否清楚；用人，关系事情交出去以后能否办好；协调同行，则关系一家承担不了的损失，有没有其他办法处理。他的财富不能只用“勤俭”两个字解释。

但也不能把他的经历写成一套人人照做都能成功的办法。盐业有受保护的市场，也有进入的条件。鲍志道最终取得了资格，享有它带来的机会，并在福建盐进入江西时维护这种保护。若把这一层拿掉，只剩一个努力肯干的穷孩子，便解释不了他的财富为什么能积累到这样的规模。

所谓“从零起家”，放在他身上也需要说得准确。他起初没有现成的大生意和充足本钱，家里确实贫困；与此同时，他来自当地大族，住在祖宅，读过几年书，后来又在长期经营中获得雇主、同行和官府的认可。不同阶段能依靠的条件，是逐渐变化的。

再看他如何用钱。他自己的日常享用有所节制，却肯为用人、书院、道路水利和亲族救助支出。尤其是把部分资金留下生息、供给书院经常费用，说明他考虑过捐助怎样延续。财富对他而言，既要继续经营，也应当用来承担一些家庭和地方责任。

他的公益支出有实际价值。读书人得到费用，街道得到修整，受损同行得到援助，困难族人得到帮助，都不应因为他也有私利，就一概抹去。

他的局限同样清楚。维护淮商，可能挤压外来经营者的机会；宗族救济有亲疏范围；表彰妇女守节，包含今天需要重新审视的要求。做好一件事，并不能自动证明他在所有利益冲突中都站在更公正的一边。

还要记住，我们能听见的声音并不齐全。关于鲍志道的材料，多来自行状、家谱、地方志和士人笔记。这些作者常把孝顺、节俭、助学和善举看作值得传世的事情，较少记录与主人公发生冲突的人怎样看他。

十一岁离家时，鲍志道需要先找到谋生的办法。到了晚年，他已能够参与决定一些钱花到哪里、一些难题由谁承担。其间最值得写清楚的，就是他怎样一步步取得了这种能力，以及取得以后，又怎样使用它。

史料说明与注释

本章依据《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》所收行状、小传，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及地方志材料，并参考盐业史研究。经营流程与各方利益的说明属于作者分析。文中的程晋芳、鲍方陶与1792年交纳钱粮事件，分别用于交代当时的经营和生活背景，不移作鲍志道的个人经历。没有史料支持的对白、心理活动和具体交易未作补写。

早年材料主要通过《明清徽商资料选编》的古籍辑文核读，尚未逐页核对家谱原刻。以下条目编号依所读在线文本，正式结集时仍需用可靠版本复核字形和卷页。

年代与金额有几处需要说明：五十九岁是传统年龄；任总商的确切起年有不同说法，正文只写乾隆后期；两处书院的资助分别处理；个人捐款与组织众商捐款不合并计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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